文革到底是什么？

乡亲们，工人同志们，我想同大家讲一件事。

你们种地，粮食从地里长出来；你们做工，机器才转，房子才盖得起来。说到出力，少不了你们。说到国家的主人，也说是你们。可是碰上要紧的事情，有没有人只让你们听，不让你们问？

如果什么都是上头定，底下照着办，办得不合适也不许说，那么这个主人，是怎么当的？

我要讲文化大革命，就从这里讲起：让平常不敢开口的人开口，让平常只有听话份的人，也来过问事情。试一试，老百姓能不能自己组织起来，自己议事，自己管事，不再事事等着别人替自己作主。

当了干部，就能骑在群众头上吗

干部是做什么的？是替大家办事的。办事要有人负责，可负责不是当老爷。

假如一个干部把公家的东西先往自己家搬，把好机会先留给亲戚，轮到别人，就说要顾全大局。这样的人，群众为什么不能问他？

他会说，我有资格，我有功劳，我懂政策。资格再老，也得把这笔账说清楚。公家的粮是谁种的？房子是谁盖的？东西从哪里来，又到了谁手里？

有些人厉害就厉害在这里：你说他办错了一件事，他就说你反对整个组织。你本来问的是一笔账，他给你扣上一顶帽子。帽子一扣，账便不用算了。

这件事要倒过来。办错的是哪件事，就讲哪件事。干部不能拿组织的名义，挡住群众的嘴。

讲反特权，先要把这些事情讲明白：谁能占便宜，谁只能吃亏；为什么他家的事是大事，群众家的难处却总能往后放。

为什么把矛头指向党内的当权派

过去说地主、资本家，大家知道，要看谁占着土地，谁占着工厂。现在土地改了，工厂的所有制也改了，新的问题摆在眼前：公家的东西，究竟怎样管，谁说了算？

我要防备的，是有人掌着大家的权，却走回少数人支配多数人的老路。嘴上讲为人民，做起来却让人民靠边站。官越做越大，同群众的距离也越来越远。

所以，我把斗争的重点指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。按照这个想法，要追问的不只是一个人有没有贪几件东西，还要问他把事情往什么方向带：是让劳动群众参与，还是把大家交给他的权握成自己的权。

门外的老爷倒下去了，门里不能再摆一把老爷椅子。否则，群众还得求人，还得看脸色，遇事先问谁有门路。这样的关系不改变，老百姓怎么真正当家？

说剥削，就把老百姓的账算一算

过去穷人租地种，自己下田，自己流汗，收了粮，要先交租。家里不够吃，再借。借了要还，还要带利。忙一年，粮食没有留下多少，债却跟着过年。这就是土地和债怎样压在人身上。

按我们讲的资本与劳动的关系，工人进厂做工，领工资，做出来的东西却不全归做工的人。资本家凭着占有厂房、机器和本钱，取得工人劳动创造的一部分成果。要看清剥削，就得问，谁劳动，劳动的成果又归谁。

到了公家的厂、公家的单位，账也得算。公家的东西若被少数人拿去做人情，大家的好处就少了；办事若总要找关系，没关系的人就得在门外等。这些都是群众有理由过问的事情。

问这些，不是眼红谁多吃一口饭。是要问他凭什么多拿，别人凭什么少得。道理要摆出来，不能只把一句服从安排交给群众。

有文化，不能变成不许别人说话的资格

学校里、报刊上，也有一个谁说了算的问题。掌着讲台、掌着发表文章的地方，有没有人只许自己的人说话，看不起工农，也不肯听不同意见？

讲批判反动学术权威、反动学阀，要把具体的观点、具体的做法拿出来讲。不能一个头衔摆在那里，别人就只好闭嘴。

工人农民书读得少，有人便以为他们什么都不懂。他们懂不懂劳动的苦？懂不懂庄稼怎样长，机器哪里有毛病？读书人要向他们学习，也应当把自己的知识教给他们。

读书应当让人多懂道理，不能成为挡住别人的门槛。懂得多的人，更该把话讲明白，而不是专挑别人听不懂的话，叫人觉得只有他配作主。

当时讲的地、富、反、坏、右，里面有过去的阶级成分，也有政治上的划分。具体到一个人，要讲他做了什么、说了什么，不能省掉调查，拿一个称呼当作全部的道理。

皇帝没有了，见官先低头的习惯还得改

封建思想在哪里？有时就在一句话里：他比你大，你听他的。

官大，话就一定对？辈分高，事就一定办得公道？父亲说了，孩子不能问；负责人定了，工人不能讲。这样下去，遇事谁还肯动脑筋？大家只剩下看脸色。

一个人今天压你，要是你连想都不敢想，觉得自己天生就该受着，那压在心里的东西，比外面的命令还牢。外面还没开口，你先把头低下去了。

要改，就要从日常事情改起。有疑问，问清楚；有不同意见，拿出来谈。不要一见到地位高的人，就把自己知道的事情、受过的委屈，全忘掉了。

你是种地的，你是做工的，你的事情，你当然有资格讲。

自己的事，要自己站出来过问

群众自己解放自己，话不难懂：你们的事，不能总由别人包办。

公家的账，可以拿出来议；干部做得怎么样，可以拿出来讲。谁愿意替大家办事，大家讨论，大家选。选出来不称职，大家再讨论，再改选。不能一坐上去，就再也下不来。

有人说，群众没有经验。经验哪里来？总不让人做，人就总不会做。让大家参加讨论，参加办事，做过了，有了比较，才知道谁说得有理，谁只会说漂亮话。

意见不一样，就摆事实，讲道理。书读得少，也可以把自己的遭遇说清楚；道理讲得慢，大家就多听一会儿。不能谁声音大，谁便占了上风。

不要只在需要出力的时候想起群众，到了决定事情的时候，就嫌群众多嘴。

文化大革命所要尝试的，正是让群众动起来，过问权力，反抗特权，把心里那句“不归我管、不许我问”推开。

国家的事，说到底，同每一个劳动的人都有关系。既然说老百姓当家，就不能只让老百姓听话。